范元珍1921年4月—2008年1月24日，女，漢族，湖北省武漢市人，1936年1月參加革命，1937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解放日報》、《日立日報》、《西曼日報》、《解放日報》工作。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王若水：左傾心理病——范元甄社會性格機制的探索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篇一】王若水：左傾心理病——范元甄社會性格機制的探索
范元甄1934年投身抗日救國的學生運動。1935年參加武漢學生聯合會，領導該校學生參加武漢聲援北平“一二·九”運動的罷課和大游行等活動。1936年7月參加了籌組武漢學聯的工作。同年12月參加籌組武漢“民先”工作，并當選為宣傳干事。1937年12月參加籌組中共中央長江局青委領導的青年救國團，并任總團宣傳部副部長、漢口區團部訓練部部長。1938年秋，轉入周恩來領導的政治部下屬第三廳抗敵演劇九隊任黨支部書記。1939年2月調入重慶中共南方局黨報《新華日報》任記者，同時任南方局女衛委委員，先后在《解放日報》、《冀熱遼日報》、《西滿日報》及《解放報》工作。1940年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1951年任湖南省工業廳主任秘書。1953年任北京石景山發電廠代廠長。1954年任航空工業總局特設處處長。1956年到北京航空學院學習。1959年任國營二三二廠總工程師。1962年任航空工業總局總技術處處長。1979年任航空工業部科技局顧問。1982年6月離職休養。
個人經歷
1921年出生于漢口殷實人家，少女時代即投身革命。與李銳在抗日救亡活動中相愛，1939年與李銳結婚，1939年底，兩人一起奔赴延安。
其成名很早：在學生運動的時候，就深得王明的贊譽;在重慶時期，更是為周恩來夫婦所寵愛;在延安馬列學院，連毛澤東都知道她的名字，路上遇到，都會說一聲：“小范你先走”。論美貌，和江青等并稱為“延安四大美人”;論學識和能力，眾口贊譽，身為毛澤東秘書的丈夫曾親口對女兒說過，范元甄能力在自己之上。
1943年4月，李銳被誣陷為特務，被關進延安的監獄——保安處。范寫道：“想到一切都是在做夢。他的一切都為了麻痹我，為了他的政治目的。我就很平靜，想到將來，想到我正需要一個新的開始，擺脫了他正是一個解放，想到這些我是很冷靜的。在所謂感情上，我真是對他毫無留戀了。……”并與之離婚。李銳在被關押一年零三個月之后，從監獄出來了。范主動要求與他復婚，他倆又重新成為夫妻。
解放之后極短的時間里，范元甄受到了重用。1959年因丈夫被打成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追隨者而受到牽連，并被發配到熱處理車間當爐前工，接受改造，身體在重壓之下徹底垮掉。多次的政治連坐使她嚴重心理扭曲，在很多運動風潮之中，她瘋狂的揭發李銳、揭發親人，甚至連女兒都不放過。李銳于1960年4月被發配北大荒。在北大荒過的是非人的生活，他寫信請范給他寄點東西，范竟然去信挖苦，還把他們夫妻間講的枕邊話寫成揭發材料，把李的兩封信交給組織。傷心欲絕的李銳提出離婚，兩人于1961年正式辦理了離婚手續。
但范元甄沒有想到的是她的做法沒有得到組織的贊許，她也從此一直沒有再次得到閃光的機會。王若水在《左傾心理病》一文中提出的對范元甄的看法是：“范元甄的性格有個人因素，又是制度的產物。某種制度塑出某種性格的人，這種社會性格的人又成為該制度的維護者”。
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后，范短暫恢復過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術局總技術處任處長，后由于文革開始，被發配到干校勞動，回京不久后便被做離休處理。
范元甄
女兒李南央曾經寫過一篇回憶她的文章《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文章揭示了左的思想斗爭的方法可以把人性壓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離婚之后的十七年中范并沒有重新組織家庭，李銳于1979年徹底平反之后，她又主動提出與李銳復婚，遭到李銳的拒絕和女兒的反對。范元甄于2008年辭世，享年87歲。
女兒李南央在《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寫到1943年春延安搞“搶救運動”時發生的事情。李南央的父親李銳作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進行審查，李銳的妻子范元甄也被列為被搶救的對象，而鄧力群受政治研究室的指派，負責對范元甄進行所謂的政治“搶救”，幫助她擺脫非無產階級思想，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位滿嘴馬列主義的鄧力群在“幫助”范元甄的時候居然把她“幫助”到了床上，兩人“就睡到一起了。”那天，范元甄在鄧力群的辦公窯洞里，兩人正睡在一起，鄧力群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范元甄起身穿好衣服，說了聲“對不起”就走了。
范元甄真的是個人物，搞的女兒老公都討厭她，人要珍惜身邊的每一個親人，既然讓我們走到一起就是緣分，不能保護他們但也不能傷害他們的哦。
【篇二】王若水：左傾心理病——范元甄社會性格機制的探索
這個題目所根據的文本主要是李南央《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作為女兒的李南央于其中描繪了自己的母親范元甄，那是一個早年英姿颯爽的革命女青年，隨著歲月的流逝，最終變成一個心氣暴躁不近人情最終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的老人。借用“巫婆”這個比喻是想表明最初的掙脫者、解放者經過一系列復雜的演變，重又變成了被禁銅的巫婆，“詛咒”這個世界和被他人所“詛咒”。這個文本最早在境外發表時，即引起很大的反響。其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作者李南央是李銳的女兒，文中牽涉到中共上層的一些人和事，多少有些敏感。湖南《書屋》雜志于1999年5月號刊登了一個“國內版”，原文中基本事實和基本觀點都保留下來了，依然鋒芒畢露。繼而在《書屋》2002年11月這一期上登了李南央的《答讀者問》，作者回答了來自各方面讀者的不同意見。而同樣在《書屋》2001年第六期，登載了一組對李南央文章所揭示現象的分析，包括王若水先生的《左傾幼稚病――社會性格機制的探索》、李冰封先生的《并非家務事》，以及朱正先生的《是家務事，是大歷史》。互聯網上也有不少關于該文的討論，總之，這是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文本。
目前的討論及其結論集中在兩點上：一、身為女兒這樣寫母親是不是合適？是否違反了母女之間的人倫道德？二、這位名叫范元甄的母親是一個被稱之為極“左”路線的犧牲品，足以引起世人的借鑒。在有關這方面的分析中，值得提出的是王若水先生對范元甄思想脈絡的分析，他的基本結論也是“范元甄的性格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證，表明左的思想斗爭的方法可以把人壓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但比其他持類似看法的人們更為深入的是，他用“異化”理論解釋了為什么這個人“左”得如此離譜。我們的女主人公實際上也有過她的丈夫李銳那樣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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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和“不軌”的態度，但她同時“被自己的看法嚇壞了”，于是拼命想把這個東西壓抑下去；她對自身深深的內在恐懼導致她更加要爭取別人的信任和承認。因此，在她的種種過度反應背后，是深深的自卑。
王若水先生的這個視角，從心理學的根源上揭示了范元甄乖張行為的原因，但總體上來說，仍然是把問題歸結為某個極左的“思想路線”、“思想斗爭”的結果，把范元甄看作是同一個大環境、大背景的產物；而忽視了范元甄作為一個女性在革命隊伍及政權內的不利處境實際上導致了她性格的壓抑、畸形。至于許多讀者與李南央所討論的一個女兒可不可以這樣寫母親，這個問題不在本文的作者關心之列。李南央的文章在個別地方提及到她母親在革命隊伍中的女性身份，比如說：造成母親悲劇原因之一是“??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但從總體上看，革命隊伍中的女性可能遇到的問題并沒有得到始終的關注。
鑒于此，本人將試圖引進兩個維度，來進一步分析造成范元甄悲劇的原因：一、革命隊伍中男女權力分配嚴重的不平等。
二、若干年所使用的這一套革命話語嚴重缺乏“后援”力量，使得處于這套話語中的女性倍感孤獨。
先談第一點。在很大程度上，這種革命是靠兩套機制保證和完成的，一套是它宣傳的、意識形態的話語，是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打倒反動派及其一切走狗。而同時它還有另外一套機制一即革命隊伍內部的權力運轉、權力分配。這套分配機制，不僅外面人幾乎看不出來，不是出于權力核心的人也不太能夠看得很清晰，非常容易迷失在意識形態的濃霧之中。換句話說，當要動員革命人口的時候，更多使用的是平等、自由這一套話語；但在進入權力分配和其他革命成果分配時，所使用的是另外一套機制。
現在想想看，這些我們小時候便耳熟能詳的經典話語它們其實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革命的一切目標都是為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另一方面，“革命不分地位高低、職務大小”；而既然是為了奪取政權，那么肯定就存在權力的分配，可是又說不分“大小”、“高低”，顯然像是出于某種方便的一種說辭了。不難理解，是為了將一部分人處于權力分配的主動及有利的位置之外。同時，意識形態的、宣傳的話語和那套實際的權力分配機制之間有時候統一，有時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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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就像存在一個方向盤，有時往這邊開，有時往那邊開，從這個口子進去，未必從那個口子出來。最革命的言論，甚至包括對革命的最大貢獻，也并非肯定導致最大的權力分配。尤其對于女性，這套務實的機制顯然對這個性別不利。最早揭示這個問題的是丁玲。她的《三八節有感》留下了難能可貴的一筆記載。雖然針對的是未奪取全國政權的延安時期，但這樣的問題已經很嚴重了。“‘婦女’這兩個字，將在什么時代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一上來丁玲就尖銳地發問道。而女同志的結婚何以成為一個永遠的敏感話題，是和在延安存在著權力的等級制度聯系在一起的。“一個科長也嫁了”？作出這樣的漫畫來譏諷女性，作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立場上和維護什么。“首長”是延安的一道突出的風景，藝術家也是延安的一道突出的風景，很少有地方聚集著如此多的政治家（他們同時是軍事家）和才華橫溢的發夢的藝術家，然而在年輕漂亮的女人的分配方面，藝術家卻處于明顯的不利位置，“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也就是說，“藝術家”處于權力的等級制度的下方，“騎馬的首長”處于等級制度的上方。女性呢？要看她們所嫁的男人在等級制度中所處的地位，女性的權力分配是和她丈夫的權力分配聯系在一起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丈夫的官職越大，其妻之官位也就越高，可以高過其他妻子的丈夫，而只是可能高過其他的妻子。更為確切地說，她們享受著處于等級制度階梯的某個位置上丈夫所擁有的“待遇”，是一些生活方面可見的東西，仍然不是實際的權力。丁玲的這篇文章不是分析性的，但敏感地抓住了這樣一些現象：同樣是千里迢迢投奔革命的先鋒青年，在嫁人生孩子以后，有人必須自己帶孩子，卻又面臨著“回到家庭的娜拉”的“公開譏諷”，好像有了孩子是她們本人的過錯，甚至有些還面臨著離婚的危險――因為有了孩子而落后、拖丈夫的后腿；而另外一些母親卻不必親手帶孩子，她們有保姆，每周享受跳一次交誼舞，平日所到之處，都會受到人們的注目禮，成為某個熱切注視的中心：“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家們的眼睛都會望著她。”至于所生的孩子之區別，則更加不需要加以掩飾，這基本可以說明那個環境中的人們都把這樣的做法看作是天經地義的：“小孩也各有各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著，抱在保姆的懷里，有的被沒有洗凈的布片包著，扔在床頭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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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格局在我們的女主人公范元甄那里造成了什么樣的情況？李銳對女兒坦言：“你媽媽比我有才華。”當年她在武漢學生集會上發言，王明看到了說：“這個人應當發展她入黨。”很是賞識。到延安后她直接進了為“成熟的革命者”提供的“馬列學院”，在一場有關憲政的演講比賽中，代表馬列學院“扮演國民黨”（應該說是充當辯論中的“反方”），把抗大的共產黨代表給駁倒了，“這個笑話被人們傳了很久”，可見這位女性在當時不簡單、有能力、實際上比許多男性有水平。但她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李南央寫母親的第一次失落是“抗戰勝利后，母親隨父親北上熱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直至到派至北平，參加了黨辦的‘解放報’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她當然會感到失落！原因非常簡單，為什么她不比丈夫缺少才華和能力，卻沒有獲得相應的權力分配而要跟隨丈夫升遷而遷徙？難道她要求和自己能力相當的工作是不合理的？這讓我聯想起約十年前讀到的一篇文章中說，一些參加過長征和其他重要革命時期的女同志建國以后分配給她們的工作是當“夫人”，外交官夫人或什么夫人，她們齊聲驚訝道：“這叫個什么革命工作？！”后來的故事是有人如何做了巧妙細致的思想工作，終于把這些“夫人們”的思想弄端正，意識到這也是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于是愉快地“上任”。這幾乎和哄小孩差不多。以哄小孩方式讓婦女排斥在權力分配之外，這個做法不光彩。
在李南央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描繪中，我覺得最觸目最可恥的是這樣一件事情：1959年李銳為彭德懷仗義執言倒霉之后。
這個女人從保密工廠的總工程師位置跌落到車間的爐前工。也許這個事情在當時非常普遍、習以為常，連身為女兒的李南央也沒有在這個地方多停留，只是講她的母親如何從此身體和精神狀態一蹶不振；但沒有細想這里到底有哪兒不對頭。這不是“株連”嗎？最封建的那種做法！它的野蠻之處在于根本不把妻子看作有獨立人格的人，確認她的身份是要靠她所嫁的那個男人，靠他的男人賦予她所擁有的光環或臉上刺什么樣的字！仍然是嫁狗隨狗、嫁雞隨雞的老一套。也許，從當年走過來的人們眼光來看，我今天發出這樣的驚訝和憤怒是幼稚的，他們覺得事情就是這樣啊。甚至連范元甄本人也不會有意識地考慮這個問題，她會怨恨她的丈夫、不該惹這樣那樣的麻煩上身，卻從來也沒有想到過反思不把女人看作有獨立人格的制度本身。但這正是造成她壓抑的根本和主要的原因。
【篇三】王若水：左傾心理病——范元甄社會性格機制的探索
李南央的文章《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具有一種震撼力，這是因為她如實地生動地描述了一個過去了的時代的某種典型。這種典型曾在文學作品中出現過，最早是劉心武的《班主任》中的謝惠敏，后來是諶容的《人到中年》中的那位“馬列主義老太太”；
當然還有其他。不過只有這一次(政治人物的傳記除外）才作為真人真事出現在李南央的文章中，而且有了淋漓盡致的刻畫。范元甄的性格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證，表明左的思想斗爭的方法可以把人性壓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在當年那種政治氣氛和政治教育下，一個黨員受左的影響本是自然的；
問題在于范元甄不是一般的左，而是左得出奇，左得難以理解。列寧用過“左傾幼稚病”這個名稱；
范元甄的個案卻不是幼稚問題，而恐怕是心理上的不正常。但是，這又不是純粹心理學的問題，必須聯系產生這種性格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情況來了解，所以我采用了E·弗洛姆的“社會性格”這個概念。
女兒是最了解母親的；
李南央已經對她的媽媽的性格形成作了很中肯的解剖。我這篇文章只是在她的文章的基礎上作一些進一步的探索。
沒有溫暖的革命者家庭
打從記事時起，小南央就看到母親折磨父親是家常便飯。五十年代，范元甄和李銳吵架，很多時候是為婆媳矛盾。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婆媳矛盾本是平常事，但在共產黨政權下卻往往會帶上政治色彩，變成“階級斗爭”，處理這種事如果心軟就會變成政治立場問題。范元甄認為李銳不該對他的媽媽有溫情，因為她是地主。李南央說不是；
即使不是，范元甄也一定要說她是。人們很難弄清，到底范元甄是因為婆婆是地主而不喜歡她，還是因為不喜歡她而一定要說她是地主。即使是地主，難道就一定是壞人和惡人嗎？李銳母親三十二歲時守寡，一人含辛茹苦，供養子女讀書。李銳是獨子，十七歲時離家上大學，傾向革命。為了尋找共產黨，李銳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不辭而別，悄悄北上北平，從此渺無音信。老人急得幾乎發瘋。十二年后，故鄉解放，老人才見到兒子。這也確實不容易。李南央長到二十七歲時才第一次見到奶奶。原來聽媽媽灌輸的一套，奶奶是個又刁又狠的“惡霸地主婆”，見面以后才知道她是一個瘦弱善良的老人，成天想念著兒子。奶奶一輩子想跟兒子家住一陣，由于媳婦反對，至死未能如愿。
李南央九歲時，爸爸去北大荒勞改農場，媽媽失去了發泄對象，就拿女兒出氣。一罵起來就是一整晚，不許睡覺。罵得最多的是：“你這個小李銳！你跟你爸爸一模一樣！”文革中，范元甄騎在女兒身上，揪住頭發往水泥地上死撞。
范元甄愛講大道理，很注意對孩子的“思想教育”。她給李南央的信里永遠充滿革命詞匯。每年放暑假時給孩子買書，大多是所謂有教育意義的。但這種“革命”的思想教育，是沒有愛的。媽媽對孩子沒有愛，孩子對她也沒有愛，只有把滿腹苦悶寫到日記里。這日記被范元甄偷看了，譏諷地說：“你小年紀，還母愛、母愛的，滿腦子令人作嘔的資產階級思想。”
文革開始后，李南央在學校挨斗，回家一言不發。范元甄看出女兒神色不對，和藹地盤問，這是難得有的。李南央有些受寵若驚，感到了一絲母愛的溫暖，不覺流下了眼淚，告訴媽媽，自己因為爸爸的問題，也有她的因素，在學校里挨了同學的批斗。
沒想到的是，還沒有等她說完，媽媽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幸災樂禍的冷笑：
“啊哈！你不是一向標榜自己不要母愛，自己最堅強嗎？哭什么？跟我說什么？你在學校挨不挨斗，跟我無關，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學校一定有問題。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講這些事情。你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堅強，就不要以為還有媽媽。我在機關挨斗，又向誰去哭？”
那時李南央還不到十六歲。“看著媽媽那毒得近乎猙獰的面孔，只覺得自己向一個大冰窟里沉下去”。從此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絕不向母親訴說了。
文革開始時范元甄的確挨過斗。她過去的下屬還有人跳到臺上抽了她的耳光。一九六八年三月，李銳家被抄，范元甄被造反派抓走，關在機關里。可這根本改變不了范元甄對黨和毛主席的忠心。李南央回家探親，范元甄領著三個孩子天天對著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李南央不在家時，媽媽還不時給女兒寄剪報，要她學習“天津火車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進經驗”，讓她學習王洪文。有一次李南央流露出對國家前途悲觀的情緒。范元甄教訓女兒，女兒聽不進，范元甄竟一封信寫到女兒的工作車間的黨支部書記那兒，告發她的“反動思想”。
李南央最后一次見到媽媽是一九九四年的圣誕節，那是她離開大陸四年后第一次回國探親，她還帶上自己的女兒。開始寒喧幾句還好，慢慢地，老太太就罵開了，從大姨開始，罵到李銳頭上，又罵到女兒頭上。對外孫女兒，卻破例地表示了一點人情味，掏出一塊紀念毛主席誕辰一百周年的懷表，要送給孩子，順便考考她：“毛澤東是誰？”接著就進行思想教育課了：“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我們的幸福生活。”
這話在九十年代初聽起來就已經像是背書了，可老太太是掉著眼淚說的。“這年頭還有什么人真能這么記著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誰是毛主席了。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記著他的恩情。”
異化了的自我
范元甄真的對黨和毛主席從來沒有過絲毫懷疑嗎？不是的。她在延安整風時期之所以受到審查，固然是受李銳牽連，但和她自己的“自由言論”也有關系。一九四九年，范元甄剛進城時，曾和李銳議論過毛澤東：“毛澤東不就是個師范生？”反右斗爭時，她正在航空學院學習，曾經很同情一個名叫馬云鳳的右派學生，認為她無非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說不上是反黨、反人民。大躍進時，她寫信給李銳，詢問外地情況，對報紙上放衛星的報道表示了懷疑。這封信后來被搜查出來，引起了麻煩。
這才是真正的范元甄。不管她的懷疑和議論對不對，那是她真實的思想，她是在說真話。這樣想是她的自由，說出她的想法是她的權利。在這樣想和這樣說時，她是她自己。別人可以不同意她的意見，可以同她討論或爭論，但無權禁止她這樣想。然而在毛澤東的時代，這種思想是極端危險的。從延安整風到以后的歷次運動，范元甄看到的和自己受到的教訓還少嗎？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搞“搶救運動”，李銳作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范元甄也受審查。政治研究室派某某某去“搶救”范元甄，結果產生了兩人的婚外情。這事導致李、范二人的離婚。此后李銳大病一場，差點沒有了命。事情鬧得滿城風雨，組織上只好出面干涉，一個月開了五次批判會。最后作結論的是楊尚昆，認為雙方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某某某。范元甄受批判后，主動表示愿意和李銳復婚。后來范元甄認為這次復婚是自己一輩子最后悔的大錯。
這是范元甄第一次挨整。以后是反右派斗爭。范元甄曾告訴南央：那一次，由于同情馬云鳳的緣故，被撤職并受到審查。她這才猛然醒悟：“自己怎么能夠懷疑到毛主席的頭上？才認識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要好好認識錯誤，重新做人。”
毛主席不能懷疑！“重新做人”就是做一個永遠不懷疑毛主席的人。不然的話，就會走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反革命的道路：這還不嚴重嗎？
那么范元甄是否從此以后真的改變了想法，認為反右派斗爭沒有冤枉好人，認為報紙上關于大躍進的宣傳都是事實，認為毛主席是永不犯錯誤的神人？恐怕未必。從心理學的觀點看，她之所以表現得那樣出奇的左，這本身就不正常。這并不是因為她信仰得虔誠；
恰恰相反，是因為她在內心深處還有懷疑。她被自己的真實想法嚇壞了，但她又無法真正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所在，于是拼命把它壓制下去，不讓這種思想冒出來。她之所以會對任何細微的“異端”言行表現出強烈的“義憤”，正因為她對這些東西懷著恐懼；
而她之所以感到恐懼，正因為她感到虛弱，感到這種“異端”是難以抵抗的。為了安全，她把黨教導給她的東西，報紙上宣傳的東西，不經過自己的考察和鑒別就通通無保留地塞進自己的頭腦，按照這個口徑來講話，甚至按照這個口徑來思想。這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只有這樣，她才感到放心。但這樣一來，那個范元甄的本來的自我就隱沒了，代替出現的是一個“假我”。我在這里用“假我”這個術語，并不是說范元甄有意騙人。她對這一點很可能是不自覺的，甚至還以為她自己是真正相信這些思想的，她自己從來就是這樣“革命”的。所以，這也是一種自我欺騙。
這個“假我”也是一個異化了的我。它是按照組織的政治需要塑造出來的，它在自我的名義下扮演著符合左的要求的角色。正像演員按照導演的要求背誦臺詞，而這個演員在說這些話時還帶著感情，好像這就是她自己想說的話。這個“假我”扮演得越好，范元甄就越不是她自己。久而久之，假就成了真；
范元甄就會相信，她不是扮演角色的演員，而是角色本身。
這樣，范元甄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獨立思想的能力；
她像一架機器，只知道重復別人灌輸給她的東西。如果人變得像機器，那么人就異化了。這個異化了的“我”統治了她，扭曲了她，奴役了她，使范元甄不再是她自己，但她還堅決認為，這就是真正的自己，她應該是這樣的人。她已經按照組織的要求和標準，脫胎換骨地改造了自己，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因而，她可以自豪。
李南央談到她媽媽對毛主席的感情時說：“對毛主席，我是從心底里相信她的絕對忠誠。她對主席的忠誠是現在惟一可驕傲的資本。那是她精神上的惟一支柱。”“她就像魔鬼附身，誰反對毛主席，就堅決打倒誰。”文革后期，范元甄還說：“現在像江青同志和我這樣真心革命的是幾乎沒有了。”老太太哽噎地說不下去了。她說話時，李南央始終直視著她的臉，那是一臉的虔誠，沒有半點的虛偽和做戲的表情。
為什么“寧左勿右”？
范元甄也曾有她的輝煌時期，不過這是很遙遠的事了。
范元甄的心理經歷了兩次大轉折。
李南央敘述她媽的經歷說：“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嬌慣，養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氣。當年我佬爺家有車夫，有廚子，有不止一個老媽子。她又是第六胎，第一個活下來的孩子。”這肯定養成了范元甄的自我中心意識。
這個家庭不知道是屬于什么階級，反正不會是革命階級或勞動階級。
那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都在經歷著劇烈的動蕩。日本帝國主義大軍壓境，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關頭，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紛紛要求參加抗日、參加革命。范元甄也被卷在這個浪潮中，“在革命最風頭的時候，一半是因了革命的熱血，一半是逃避已開始沒落家庭的窘迫和尷尬而投身了革命”。
抗戰前夕，范元甄參加了“一二·九”運動。抗戰初期，她擔任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所屬演劇九隊負責人，后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王明賞識過她，周恩來夫婦視她為女兒。一九三九年范元甄與李銳在重慶結婚，不久同去延安。她進了馬列學院，并成為延安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一九四一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當時主任是任弼時，實際負責的是陳伯達。那時的范元甄，可以說是相當出風頭的了。
這樣家庭出身的青年投身到革命隊伍，肯定要來一個脫胎換骨的變化才能適應新的環境。不過范元甄還很順利，沒有遇到什么考驗。“沒有打過仗，沒有下過鄉，沒有參加過土改，沒有受過艱苦生活的鍛煉。”惟一的一次磨難只是延安整風時受到審查，不過這一次肯定給了她極大的教訓。
一九四九年，武漢解放，范元甄找到了一個顯示她的革命性的機會。她有一個大弟在武漢長江航運局工作。這個大弟的岳父在解放前夕拋掉了老婆、女兒和女婿，帶著小老婆去了臺灣。范元甄一到武漢就領著兩個年輕、崇拜共產黨、一心向往革命的妹妹斗爭大弟，要他交代是如何幫助老丈人逃跑的，家里幫他藏了哪些財產。“這真是子虛烏有的事，大舅當然不承認。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親人，我媽一狀告到舅舅的單位。單位來人抄了家，還給舅舅連降兩級。文革期間更是全家被下放到農村。”
李南央的大舅本是個“很有才華，非常能干”的人（這是李銳的評語），被趕到農村后，生活很苦。李南央去農村看過舅舅一家，覺得他們都是那么善良的人，使她在那些日子嘗到了真正的親情。可惜坎坷的生活摧毀了大舅的健康，五十歲的壯年就病死了。
范元甄這種態度，是真對革命負責嗎？如果她的大弟沒有受到這種打擊，而能夠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并且多活一些年，這不是對革命多作貢獻嗎？范元甄對她的大弟不可能連這種基本了解都沒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什么要采取那種態度呢？
用李南央的話說，這是“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親人”。范元甄需要證明自己的“革命性”，而要證明這一點，“大義滅親”當然是最有力的行動。這樣，她的大弟就成了證明姐姐的“革命性”的犧牲品了。我并不是說不要大義滅親，而是說這種“大義滅親”是要加引號的。我也不是說范元甄本人明確地意識到她的行為的不合理處。這種真實的動機可能隱藏在她的潛意識深處，而被她自己用冠冕堂皇的革命詞句掩蓋起來了。
范元甄對婆婆和自己的大弟如此，對自己的小弟也差不多。這個小弟“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學讀政治經濟學專業。學校領導本準備送他去蘇聯留學。因為我媽既是小舅的監護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見。結果我媽一句好話也沒說，反說我舅舅思想比較落后，小資產階級意識較濃，不適于出國學習。斷送了舅舅出國深造的機會”。
我知道在土改時期，有些表現很左的干部恰恰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們知道，讓他們參加土改是對他們的考驗。他們最害怕的就是被批評為“立場不穩”，于是他們采取“寧左勿右”的立場，以表明自己的革命堅定性。實際上，在內心深處，他們未必覺得那種做法是合適的，但對他們來說，“表現”得革命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作到這一點，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要“斗爭性”強，要顯得左一些。這樣，即使挨批評，上級也還是會覺得這個同志的革命性是沒有問題的，說不定還覺得自己“左得可愛”哩。
這種“寧左勿右”的思想之所以能泛濫，因為黨的領導就覺得“左比右好”。毛澤東不是說過嗎：“真正的教條主義分子覺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要革命。”“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總之，雖然有錯誤，還是自己人。有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人就不同了。“這些人比較危險，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23—424頁）。照此說來，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那就難怪許多黨員和干部要“寧左勿右”了。
那是革命的年代，“革命”是最有魅力，最使人向往的字眼。“革命”是和“真理”、“光明”、“進步”、“偉大”、“崇高”、“英勇”、“壯麗”、“輝煌”這些字眼連在一起的（保爾·柯察金不就是這樣的英雄嗎？）。革命——這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革命——這是當時現實的主旋律。哪一個有進步傾向的青年不以革命為榮呢？既然革命的領導者和代表是共產黨，又有哪一個進步青年不以作為這個黨的一員而自豪呢？我想范元甄屬于這種情況：她要爭當革命先鋒。對不革命的人來說，她是革命的；
在革命的隊伍中，她又是最革命的。她如此迫切地渴望表現出自己的革命性，以致這種行為是否真對革命有利反而顧不得了。
這就是范元甄的心情：她的家庭行將沒落，她必須改換門庭，另尋出路，在新興的革命陣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是渺小的，可黨是偉大的；
她是軟弱的，可黨是強大的；
她是無足輕重的，可黨是在創造歷史。既然她把自己融入了黨，她就提升了自己，分享了黨的光榮和偉大。可這要付出代價，要經受考驗，要作出犧牲。本來，革命者是應該有這種準備的，可是有些對黨員提出的要求，卻是不合理的、過左的。于是，范元甄就有那種鐵石心腸的表現。這對她大概并不是難事，因為她本來就是自我中心的。
表現過左的人有好幾種情況。一種人是野心家陰謀家，用偽裝的革命來騙人；
這種人是極少數。另一種人是真誠相信自己是正確的，并不是過左；
這種人一旦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是容易改正的。多數有左的表現的人是要革命的，但他們參加革命的動機中可能夾雜著或多或少不純的成分。
看來范元甄的“革命”表現并沒有白費：她得到了信任。建國后的五十年代，范元甄被送進北京航空學院的調干班學習，畢業后在航空工業部所屬的一個大型儀表廠任總工程師。那時她不過三十幾歲。這是她一生的頂點。
制度的犧牲者
轉折點在一九五九年。李銳因在廬山會議上同情彭德懷而被貶斥，范元甄也遭株連，被發配到一個車間當爐前工，身體又有了病，精神似乎垮掉了。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后，李銳和范元甄再度離婚。本來組織上是準備給李銳恢復黨籍，降為局級使用。范元甄寫了長篇材料送上去，揭發李銳的反毛言論，連鄧小平也看到了。
李南央說：“她和我爸離婚，揭發我爸，根本不是他們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膽小，為保自己出賣了丈夫。”
一九七九年李銳平反出獄，范元甄曾萌生過再次復婚的念頭，未果。范元甄在文革后沒有工作，李銳卻在陳云提名下進了中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員。范元甄對此切齒痛恨，到處揚言不把李銳弄下臺誓不罷休。后來果然抓住生活費問題大鬧特鬧，到處告狀。
范元甄認為自己比李銳革命，可是黨組織偏偏欣賞李銳而冷落了她，這使她心理不平衡。這種心理表現在行為上，就是拼命貶低李銳、折磨李銳。正如李南央所說，她的父親李銳“越到晚年越加晚霞般絢麗，學術名氣和社會地位越見升高”。相比之下的范元甄卻一蹶不振。“她曾經年輕過，漂亮過，出過大風頭，有過名，可惜曇花一現般短暫。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將一生積怨橫加于父親，化作永遠刻骨銘心的恨。我想我媽現在活著惟一的念頭就是‘一定要看著李銳先死’。”
還有家里的老阿姨，更不知受了她多少氣。這個阿姨晚年落了個毛病，不能提范元甄，一提就失聲痛哭。
這種折磨人的性格可以追溯到范元甄的兒童時代。那時在家里，她就是小霸王，脾氣很大，一切都得依著她。據李南央敘述：“南下時，我媽曾當著我爸的面，在她媽媽面前打滾。聽阿姨說，我姥姥當年聽到大小姐回來了，會嚇得渾身發抖。”我在前面說范元甄失去了自我，是就她的獨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判斷能力這一方面說的。左的統治要摧毀個人的獨立性，把每個人變成俯首帖耳的馴服工具，這是一個方面；
但另一方面，左的統治又需要利用一些人去整另一些人，所以它又強調斗爭。這后一方面不是和范元甄原來的性格不謀而合嗎？于是在很多場合下，這種好斗的、折磨人的性格就會以“革命的”的形式出現，不但用不著改造，而且具有正當性，應當發揚。毛澤東不就是喜歡那種“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嗎？
可嘆的是后來不管范元甄如何表現得“革命”，黨卻再也沒有認可她。隨著改革開放，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現在她這種人已經過時了，不吃香了。范元甄一定越來越感到孤獨，她只好生活在幻想中。
一九九四年李南央最后見媽媽那一次以老太太的大打出手而告終，只因為李南央看到姥姥對孩子發急了，說了一句“要平等討論”，這一下引爆了：“我今天就是對你不平等了。你給我滾！”接著就暴風雨似的對女兒和孫女狠狠亂打一通，打得李南央滿臉是血，拉著女兒狼狽而逃。
為什么會表現得這樣歇斯底里呢？因為范元甄被刺痛了。為什么這樣容易被刺痛呢？這不是有自信的表現；
恰恰相反，是虛弱的表現。在這種過度反應的背后，是深深的自卑。
這種自卑，范元甄可能自己也沒有意識到，那是深埋在她的潛意識里面的，但我們可以通過種種跡象察覺出來。比如，范元甄數落女兒到了美國，以為了不起了，每年春節寄一百多美元回來是“打發叫花子”，罵女兒是“美國狗”，可是女兒給她的美國貨（西洋參、不粘鍋等）卻照收不誤，而且要女兒替她買這買那。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她對女兒的辱罵其實是嫉妒的表現。
李南央說，早在媽媽下放干校時，“我一個人在北京要給她寄那沒完沒了的包裹。她的每件東西在哪家商店買，什么顏色，什么牌子，在來信中都是嚴格規定的，我永遠做不到一次就買對”。到美國后，李南央托朋友去看看媽媽，這位朋友買了一個大果籃作禮品，沒料到表面的好水果下面是一層爛桔子。這當然是上了奸商的當，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過了快一年，范元甄見到李南央時，還大罵一通。可見，她對送的東西是很在乎、很計較的。這和艱苦樸素的“革命傳統”相去甚遠。范元甄挖苦那個朋友說：“還給我一張名片，經理頭銜一大串兒！坐在這里，腰里的BP機‘嗶！嗶！嗶！’地一會兒一叫，一會兒一叫，什么樣子！那個俗氣！”
李南央評論得很好：“這個人是完完全全地與世隔絕了。真的，如今這世道，是個誰都想當個經理，腰上BP機亂叫……還有誰會記住老人家呀？”
然而，既然范元甄對物質的生活用品那樣重視，那么她在內心深處對這種人沒有嫉妒嗎？BP機現在不稀罕了，可在九十年代初，名片上的經理頭銜和腰上的BP機，都是身份和財富的標志，都是可以炫耀的東西。有了這些東西就說明有錢，就會擁有范元甄想要而得不到的一切。
范元甄批評過“令人作嘔的資產階級思想”，那么她自己對金錢是什么態度呢？下面這個例子最能說明問題了。范元甄的小妹有心臟病，不到五十就死了。最后一次犯病時，想向姐姐借點錢。這位姐姐當時倒是寄了二百元去，可是沒過幾天，就一封長信追過去，大罵小妹沒有良心，只知向她要錢，卻對她漠不關心，殊不知她的身體也很壞，就因為給小妹寄了錢，這個月沒有買補藥。小妹看了信，氣得馬上把錢退回，幾天后就咽氣了。臨死前囑咐：絕對不許通知大姐。
看著妹妹病危也不肯解囊相助，這種行為像是守財奴而不像是無產階級。由此可見，范元甄并不是真的憎惡“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她對在改革開放中富裕起來的人的反感，不過是一種失落感的表現，因為現在這些都沒有她的份了。
范元甄的性格有個人因素，又是制度的產物。某種制度塑造出某種社會性格的人，這種社會性格的人又成為該制度的維護者。這是有普遍性的。凡是從那個左傾思想猖獗的年代過來的人，恐怕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過左的影響吧。當然，這不是說范元甑就沒有自己的責任了。在那個時候，范元甄這種人是正面人物，是受到鼓勵的。改革開放開辟了一個新時期，經濟體制起變化了，人們的思想逐漸解放，接受了新的觀念、新的思維方式；
過去不敢想的問題現在開始敢想了，過去不敢說的話現在開始敢說了。左的東西已被人們厭棄了。雖然左的東西仍存在，但也要變換一些花樣，才能有市場了。可悲的是，范元甄卻依然故我。外在的政治壓力放松了，可是她仍然帶著舊的精神鐐銬，自己束縛自己，因為她已經把外在的束縛內在化了，以至于不能意識到那是鐐銬。她仍然忠于那個改變前的體制，于是，她終于被體制拋棄。歸根結底，范元甄也是一個制度的犧牲者。
